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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破碎的白银，与南兵的“抢劫”(第1/2页)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辽东大地上吹过的不再是带着豆香的暖风，而是混杂着草鞋腐臭与火药焦味的肃杀。
从直隶、山东、河南一路北上的淮军，像是一条破烂的长蛇，在大清的官道上缓缓蠕动。对于赵大龙来说，这本该是赵家楼生意最红火的季节，但董秀兰却看着账本，眉头拧成了死结。
“振东，你看看这几天的流水。”秀兰将账本摔在桌上，指着那一连串只有零星碎银的记录，“官兵闹事，已经到了咱们家门口。这哪是来保家卫国的？这简直是来催命的。”
赵大龙坐在一旁，抽着旱烟，没说话。他知道秀兰在愁什么。此时的大清朝，虽然名义上用的是同一种白银，但关内外的购买力早已是云泥之别。
在淮军老家的豫鲁地界，白银是稀罕物，一两银子能买百斤大米，足够一个农户吃上整月。可是在东北，在这个董、赵、杜三家利用机械榨油、拔根开荒、与洋行直接交易鹰洋的“暴发户”领地，白银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贬值。
随着大豆源源不断地换回外洋的溢价，东北的物价对比关内，几乎翻了三四倍。一个普通的淮军士兵，月薪名义上是四两银子，克扣之后到手不过两三两。在老家，这能养活一家老小；可到了新民府的街头上，这笔钱竟然买不到三只赵家特制的熏鸡。
矛盾的爆发点，往往就在一碗酒、一只鸡上。
这天午后，几个淮军的哨长带兵闯进了赵家楼。这些南方的士兵，大多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灰布号衣，脚下踩着早已烂透的草鞋，露出被冻得发青且长满冻疮的脚趾。
他们看向新民街头那些穿着西洋机织布衣、面色红润、碗里盛着猪肉炖粉条的当地百姓时，眼神里透出的不是同胞的温情，而是深切的仇恨与贪婪。
“一只熏鸡，你要老子一两二钱银子？”一个脸颊深陷的淮军什长，猛地拍响了柜台，声音里带着绝望的愤怒，“老子在朝鲜边境拿命换钱，一个月才四个子儿，你这一只鸡就要了老子半个月的卖命钱！你们这些关外的胡子，是在喝我们的血！”
“爷，这不是我们黑心，是这粮食贵，酒也贵啊。”掌柜的苦着脸解释。
但他没法解释。他没法告诉这些穷得只剩下命的南兵，东北的生产效率早已不是他们家乡那种靠老天赏饭吃的水平。在这里，每一粒大豆都是能换成洋行信用证的硬通货，这里的物价是跟着世界市场跑的。
矛盾迅速激化，南兵们觉得当地商人在“兵荒马乱”中恶意勒索，而当地百姓则觉得这群像乞丐一样的“王师”随时会变成劫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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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骚乱，赵大龙再次不得不自掏腰包，免了几个淮军管带和都统的酒菜钱。
在赵家楼最隐秘的包厢里，赵大龙端起了一杯上好的原浆，对着对面一位满面愁容的淮军都统敬了一杯。
“大人，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吧？”赵大龙语气平缓，却一针见血。
那都统叹了口气，猛灌了一口酒：“赵老板，实不相瞒，军心不稳啊。弟兄们手里那点饷银，在关内是宝，到了你们这儿简直是废纸。这样走下去，还没到凤凰城，士兵们的口袋就空了，肚子空了，这仗还怎么打？”
赵大龙放下酒杯，眼底闪过一丝商人的精明：“大人，既然陆路艰难，钱粮折损严重，为什么不走海路？如今李中堂正值大用，为何不租用英国人的大海船，直接从塘沽、烟台起运，直接送兵到朝鲜的牙山或仁川？”
他指了指外面的街头：“这么一路走着，每一里地都在掏空小兵的荷包。军心一旦在行军路上磨光了，到了战场，他们拿什么去挡东洋人的子弹？”
都统愣了片刻，随即陷入沉思：“租英国船？那费用可不低。”
“费用虽高，但胜在神速，且能避开陆路这些盘剥与矛盾。”赵大龙低声道，“最要紧的一点，现在中日虽然紧张，但日本人是断然不敢惹英国龙旗的。用英国轮船运兵，就是给弟兄们加了一层洋人的保命符。”
这位都统并非庸才，他听出了赵大龙话里的利害。这不仅是军事账，更是政治账。
不久之后，一封加急电报发往了天津卫的领事馆和李中堂的签押房。都统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提到了“东北物价腾贵，陆路军心受挫”的实情，并建议租用外轮。
李鸿章看着报告，眉头紧锁。他作为大清的“裱糊匠”，自然知道赵大龙所言非虚。陆路行军不仅慢，更会让士兵在与百姓的物价冲突中丧失最后一点纪律。最终，清廷果然下令租用了英国高升号（Kowshing）等轮船进行运兵。
然而，赵大龙和这位都统都未能预料到的是，他们基于商业逻辑和国际公法的最优选择，却低估了邻居日本人的野心——他们不敢惹英国人，但他们敢于在公海上，将载着中国士兵的英国船直接送入海底。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赵大龙站在赵家楼的顶层，看着那些继续向北挪动的灰色人影。他通过商人视角看到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却没能看透这场战争最血腥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