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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蒋宋二人之间就对日问题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两人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不同。
宋子文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亲美派，他的主张是依靠美国来痛击日本。
而蒋介石由于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一直摇摆不定。
在国民政府里，宋子文一向是最著名的抗日强硬派这个人所皆知。
宋子文是南京政权中对日态度上著名的强硬派代表。他较早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扩张，是国民党统治的最直接、最主要和最大的威胁。
要有效地抵御日本的侵略扩张，就必须停止内争、内战，一致对外。
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尽管宋子文通过财政拨款给予支持，但他也较早地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歧见。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兼任该会副会长，负责对日交涉与处理。
他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一方面多次与美、英各国洽谈，谋求西方国家的调停。
同时积极支持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还把他亲自组织起来的武装——财政部的税警团放在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抗日。
所以这份关于日本人在中国境内非法活动的情报被有心人转交到了宋子文这里。
作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经济专家。
除了在财政金融界的权威地位，宋子文还是一个极有大局观的政界领导人。
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防会议委员、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行政院副院长等多项职务。
对于小日本派遣人员在中国境内非法进行地理测量，宋子文有着敏锐的头脑和非常清楚的认识。
“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国家的地理位置、领土和疆界是国家军事地理的重要因素，与战争和国防有着密切的联系。
军队的一切作战行动，如：机动、阵地选择、兵力部署、火力配系、工事构筑、荫蔽伪装、技术兵器的使用、战场观察和作战指挥等。
都必须研究地形的利弊条件，矿产资源更安全关乎国家安全。
而日本人在中国境内进行这些地理测量和矿产侦查，用心叵测。
其目的和用心不言而喻，将会对国家安全和未来战争造成巨大威胁。
宋子文按下呼叫键，通知秘书进来。
不一会秘书来到办公室里面。
宋子文说道；“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参加人员有财政部常务次长李调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长杨宣诚，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长莫雄。”
秘书记录下来后分头去通知相关人员。
次日，在财政部专用会议室里，一群表情严肃的政府工作人员围在长方形的会议桌边，正在开着秘密会议。
桌子中央坐着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左边依次是财政部机要秘书汤晋成，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团长王赓，右边坐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李调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长兼特种情报所所长杨宣诚中将。
首先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长杨宣诚先发言。
杨宣诚，字朴园，原名杨宣德。曾留学日本，担任过驻日少将海军武官。
当时中日关系已经很紧张，但中国的对日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工作非常薄弱。
杨宣诚深感任重道远，他通过流利的日语以及广泛的人脉资源，广交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精心策划，积极活动，及时搜集大量情报。
再根据不同来源的情报互相印证、仔细分析、正确判断，打下了对日情报业务的基础，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
现在担任军令部第二厅（情报厅）厅长，主要负责领导对日情报工作，是当时中国对日情报的权威专家。
杨宣诚和宋子文私交甚好，所以这次宋子文特意将其请来作咨询和指导。
杨宣诚讲道；“中日作为东方的两个大国，既有渊源又有仇恨。
甲午战争中我国被日本击败蹂躏，其后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从此开始了侵占中国领土，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在此次战争获得大量的经济赔款，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
日本迈入帝国主义国家行列,加速对外扩张,军国主义思想日益膨胀。
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政府灭亡中国的野心不死,趁着欧美国家参加一战的机会对中国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20世纪初叶日本源源不断的从中国掠夺资源,使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而同期中国缺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况,国内军阀混战,经济发展停止不前。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日本也不例外。
此时日本经济进入困难时期,日本政府为了转嫁危机于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地区。
此时国民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实行攮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实行不抵抗政策,而全力围剿新生红色政权。
而日本却在大肆掠夺中国资源,在国内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为全面侵华做准备。”
听到这里宋子文深深的点头说道；“日本政府及其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是国民党政府的最直接、最主要和最大的威胁。
要有效地抵御日本的侵略扩张，就必须停止内争、内战，一致对外。”要读读 .1ddu.
杨宣诚接着讲道；“日本对中国的非法测绘由来已久。
明治5年（1872年），池上四郎少佐潜入中国东北进行秘密侦察，这是近代日本对中国有组织刺探的开始。
之前中日虽有千年的交往，但是日本对广大的中国并无细节的把握，原因在书籍管制政策，日本人无法得知庞大的中国到底实力几何，对于各地具体情况基本一无所知。
1873年，桦山资纪等人对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测量，绘制了《清国渤海地方图》和《陆军上海地图》。
1875年至1882年，日本军方绘制《清国北京全图》，《清国湖南省图》，这些还是地图为主，对军事要素的记载不够详尽。
1883年，日军参谋本部少佐梶山鼎介作《鸭绿江纪行附图》，绘制了鸭绿江至奉天（今沈阳）沿途地形图。
他很有意识地记载了所到之处的人口、驻军、城池等情报，对之后的军事行动大有裨益。
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对中国内陆的大规模非法测绘，这次是全面而细致的侦查。
前期重点是辽东及台湾，后期扩展至全国。
明治31年(1898年)台湾总督府为实施土地调查，设立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并开始制作台湾大比例尺地形图。
经过六年多的作业，完成466张通称为台湾堡图的1：2万地形图。
已经完全掌握台湾的地形情况，之后更是在公开出版的地图册上把台湾标注为日本领土。
1900年，日军作为八国联军之一参与镇压义和团，借机对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进行军事测绘。
同时，秘密派人在江浙皖闽进行“旅行测图”，不能不让人怀疑日本此时已然有了依靠强大的海军进攻中国沿海的计划。
当时日本特务以2或3人一组，携带罗盘和测高气压计，沿道路对周围地形进行细部测量，实际上测量精度并不高。
远离道路之处基本是一片空白。
而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取得战场控制权之后，采用经纬度和三角测量法，地图精度大为提高。
1928年之后开始航空测绘，配合陆地测量。测量的范围上，日本人甚至对四川，陕西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狼子野心可见一斑。
日军参谋本部编印《陕西省兵要地志概说》，具体有8项内容：用兵的观察、地形、主要作战路、交通通信、气象、航空、宿营给养、卫生。
日本自甲午之后对中国的情报战就昭示了要征服全部中国的野心。
“九一八”事变就是因为‘中村事件’日本借此挑起战争，从而侵占我东北广大土地。”
上述是日本人对中国非法测绘的大致经历，有几个要补充说明的是；
1，并不是所有日军地图都是高精度，日军的高精度地图集中在占领区。
对未能染指的地区精度有限，在《四川省兵要地志概说》中一些道路都标注“谍者报”。
日军人员有限，未能深入巴蜀实地调查，对当地居民和驻军的情报也不甚准确。
2兵要地志的内容远远超过地图，日本的特务人员十分尽责。
对山川水系都有描述，四川的航道，重庆的机场，针对地形特点换发何种装备，爬山时的防寒问题，编制调整，何处有何种矿产等等，一应俱全。
这些内容的重要性不亚于一张精确的地图，日本人的细致之处，不仅仅体现在地图上，更多的是对这些细节的把握。
3日本军队的战场地图未必比中国军队的精确，总体上日本进攻，中国防御，交战前没摸清情况的话。
日本就只能用空军进行航空测绘，而中国可以在之前就测绘并绘制地图。
以中国之大，日本人偷偷摸摸测量了50多年也只是摸透了一小部分，绝不要以为日本人效率很高。
日本人自己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整整画了20年。
非法测绘，所以日本这次在我国境内的实地非法测量，说明其狼子野心不死，正在策划对华新一轮战争，将对国家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宋子文说道；“老蒋一向在对日问题上优柔寡断，指望他有所行动是不打现实的。
而且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在对待日本军人及日本侨民极其慎重，唯恐造成新的摩擦，给日本政府造成新的借口和挑衅，从而再次引发战争。
但是老蒋不作为，不代表我宋子文的想法。
这个日本的测量小组，既然敢在中国大地非法测量收集情报，他们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宋子文斩金截铁的说道；“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敢采取行动，我宋子文来。莫雄兄，你们税警总团有信心吗？”
旁边的税警总团总团长早就按耐不住了，马上回答道；“小日本的正规军我们都干过，还怕几个阿猫阿狗吗？
我们绝对让他们有来无回。
不过我还是要请示下；如果抓住了这几个日本鬼子，怎么处置？”
宋子文略一沉吟回答道；“上次日本人在东北非法测绘，东北军抓获后电报请示。
汉卿回答了八个字‘妥善灭迹，做好保密。’结果最后还是被日本人获得了消息，引起了大的冲突。
我这次也是八个字；‘妥善灭迹，绝对保密。’明白了吗？”
王赓大声说道；“明白，一定不负老板的期望。
一定让这几个小鬼子灰飞烟灭，绝对保密。”
宋子文接着对旁边的财政部常务次长李调生说道；“你负责这次行动的地方协调和后勤供给，全面配合王赓总团长的行动。”
作为宋子文一手提拔上来的李调生。
曾经是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及顾问，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印花税处处长，现在是财政部常务次长，是宋子文的心腹亲信。
李调生点头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