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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七联队的士兵果然训练有素。
随着联队长林大八大佐的命令,顿时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互相支撑,开始朝着阵地后方退去。
看见日军开始后撤,王赓此时也是和汪寒等人一样,面色狰狞,大声命令道;“给我接大老板的电话。”
随即参谋摇动话柄,接通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电话。
“大老板,我们现在已近包围了进攻上海南市的一股日军,请求调用总团的炮兵营,对日军进行炮击。”
原来往赓还有一张王牌没有动用,就是税警总团的重炮营。
这个重炮营装备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博福斯75毫米山炮(bofors)!
这批山炮极其来之不易。
当时的中国军队大炮极少。
1931年,也就是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对现有的军队武器和兵工制造厂进行了盘点,结果是极为恐怖的!
别的不谈,光是火炮上,就令人瞠目结舌。
当时全中国,包括军阀手中的火炮总数量,一共是500多门。
但型号极为庞杂,仅仅张作霖的麾下就有日式,德式,瑞典式各种型号火炮十种以上。
全国火炮型号保守估计也有40种,分别属于七八个国家。
而当时中国的火炮生产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国民政府控制区中,仅有汉阳和上海兵工厂具有中大口径火炮的生产能力,但年总产量仅为90多门,而且都是非常落后的火炮。
上海兵工厂生产的沪造克虏伯75毫米山炮和汉阳兵工厂的仿日制41式75毫米山炮,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产物。
在火炮技术突飞猛进的那个时代,这些火炮都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
德国人早在一次大战期间,已经淘汰了老式的沪造克虏伯75毫米山炮的原型号。
而日本人也在研发更先进的日制75毫米山炮,来取代日制41式75毫米山炮。
换句话说,民国政府控制的炮厂生产的都是老古董。
如果依赖中国的兵工厂对这些火炮进行技术上的改造和创新,不太可能。
因为这些工厂根本没有设计开发能力,甚至生产火炮也是加工组装而已。
火炮核心部件大部分靠国外进口,特种钢材也需要进口。
一旦革新就需要大规模的购买新设备,培养新的技术人员,投入重资,这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
即使技术能够革新,意义也不大。
因为中国重工业没有底子,核心部件还是要靠进口,得不偿失。
当时全国范围的火炮不超过600门,其中约有400门在两大军阀阎锡山和张作霖麾下。
中央军火炮数量大约是100门左右,其余还有几十门分数各派系军阀。
有人说,几十万中央军仅有100门火炮,岂不是笑话吗?
其实这已经很不错了!
要知道北伐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炮兵仅有1个团,装备18门俄制山炮而已。
通过北伐期间大败北洋军阀,这才缴获了一批火炮,但战争结束时候,也仅有2个炮兵团。
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将手中所有火炮编为两个炮兵集团。
而每个炮兵集团仅有火炮40多门,而且包括日造、俄造、德造、国造各种型号。
相比起来,敌人阎锡山就出动了200多门火炮,此战中央军虽然最终胜利,伤亡也不轻,损失了近10万人,而参战中央军不过才60万。
在局部作战中,中央军炮兵其实不是军阀对手。
尤其是晋绥军的交战中,晋绥军炮兵给中央军和归属他的军阀造成很大杀伤。
所以,蒋介石在中原大战结束以后,就命令部下务必重整炮兵。
显然,除了一部分由国内炮厂弥补,另一部分只能从国外进口。
为什么要进口呢?
除了国内生产的火炮数量不足以外,这些火炮质量也太差。
技术水平落后,根本无法和敌人日军的新锐山炮抗衡。
自己造不出先进的,那就只能从国外购买,除此以外没第二条路。
于是,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向国外采购武器,自然炮兵也是比较重视的。
当时国军政府采购的火炮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从反坦克炮,高射炮,到山炮野炮,甚至重型榴弹炮。
而其中有一种炮,就是今天的主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博福斯75毫米山炮(bofors)!
博福斯公司不出名,如果说起克虏伯公司,大家一定知道了。
克虏伯公司是德国最强大的火炮生产企业,也是整个欧洲甚至世界上第一流的火炮巨头。
博福斯75毫米山炮就是博福斯公司和克虏伯公司合作的产物。
当时国民政府正在整军,当时德国顾问冯.塞克特将军,魏泽尔将军都认为,国军最大的短板就在炮兵。
相比欧洲国家动辄装备数千,甚至上万门火炮,国军这400多门老旧火炮几乎等于是0。
所以,塞克特将军和之前的魏泽尔将军诚恳的建议蒋介石,大量自造世界一流火炮在短期内是绝对不可能的。
目前务必购买一批世界最先进的火炮,以解决燃眉之急。
至少优先装备新编组的德械师87,88师和中央陆军教导总队。
在蒋介石询问应该装备那种山炮的时候,魏泽尔将军经过一番思索,推荐了博福斯75毫米山炮。
魏泽尔将军诚实的告诉蒋介石;
瑞典的这种930博福斯山炮是在1930年刚刚研究成功的。33小说 .33xs
是最新型的火炮,它的性能在当时已经超越了德国的火炮。
而且瑞典是北欧小国,从该国进口武器不会遭遇什么政治外交上的麻烦。
因为德国要顾及和日本的合作关系,瑞典则和日本几乎没有经济政治往来,可以无视日本人的恐吓。
于是,1932年蒋介石命令部下中国驻德大使馆商务专员俞大维赶赴瑞典考察。
瑞典是资本主义国家,博福斯公司也是一家私人军火公司。
自然乐于卖军火。该公司热情接待了俞大维一行!
后来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俞大维,在当时是柏林大学的高材生,对欧洲武器装备非常有研究。
在仔细研究博福斯75山炮的性能后。
俞大维欣喜的认为:效果瑞典生产的这种火炮性能极佳。
使用的钢材也是最顶尖的(北欧有全欧洲最优质的铁矿石),是世界最顶尖的火炮,价格又适中,完全符合中国的需要。
在俞大维的推动下,通过德国礼和洋行作为中间商,先运回了4门博福斯75山炮到中国做鉴定。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法国人也在推销新式的法造士乃德山炮,和博福斯公司竞争。
总体来说,法国人占优势,因为毕竟国军曾经使用过士乃德山炮,却没用过博福斯公司的商品。
士乃德山炮在当时也算是相当先进的火炮,性能上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并不明显落后于博福斯山炮。
更况且,当时法国是欧洲大陆第一军事强国。
瑞典怎么说也是二三流的角色,显然法国的军火公司名字更大,名声也更好。
没想到,博福斯公司和他的创始人诺尔贝一样善于做生意。
他们很精明的宣布:这4门火炮是白送的,而且期间所有运输,测试一切费用由博福斯公司承担。
即使国民政府没有选中这种山炮,也不需要出一分钱!
白送上门,谁会不要呢?
于是,这些炮被送到南京汤山炮兵学校的射击场。
中央炮兵学校在1931年的南京三牌楼成立。
建立了完整的训练和测试基地,光是测试场地,就有40平方公里之多。
博福斯山炮运到以后,国民政府也非常重视。
军政部、参谋本部、炮兵学校、中央军校,及其他军事机关、军事学校都派员参观。
何应钦、朱培德、俞大维、邹作华等一百五六十人亲自参加观摩。
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一个多大的场面。
测试结果自然是非常优秀的,博福斯75山炮的精度极佳,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
正常来说,再优秀的火炮有一定的偏差是正常现象,而博福斯山炮基本做到每发必中。
它射程比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日制41式山炮高出百分之五十,如果在实战中,可以轻松将日本山炮打的找不到牙齿。
它的射速更快,威力也大得多,远非日式山炮可以相比的。
第一轮测试就完全打动了国民政府这些高层。
何应钦甚至高兴的说:这种火炮真是了不起,我看它的炮击比狙击枪射击还要准确!
何应钦都认可的,其他自然都好办。国军高层很快决定,以博福斯公司的山炮作为国军外购山炮的唯一式样。
当时每门博福斯山炮的售价为1.5万美元,炮弹每发为20美元,价格都并不算高。
本来德国人和瑞典人是很讨厌行贿和送礼的,但博福斯公司这次上下都打点了一些,还赠送给何应钦等人瑞典特产的金表,洋酒等纪念品。
自然何应钦他们看不上这些小恩小惠,但多少也有些高兴,对博福斯公司有了一些好印象。
所谓入乡随俗,博福斯公司倒是学得很快!
此次生意成功了以后,他们的代理人根据当时欧洲和亚洲军火交易的惯例,将4万美元送给对他们很大帮助的俞大维。
没想到,俞大维坚决不收:我没有帮助你们,我是公事公办,如果贵公司的火炮性能比法国人的差,你们绝对不会中标。
最后,瑞典人还是想法设法的把钱留下了,他们认为俞大维也就是装清高,嘴上说说而已。
没想到,俞大维真的就没有收这笔钱。
随后国民政府随后向瑞典批量订购博福斯75山炮,第一批博福斯75山炮在1932年交付中国,数量是12门。
但奇怪的是,交付的时候却是15门,多了3门。
当时火炮的审核和购买由俞大维负责,何应钦狐疑的问他:怎么瑞典人多给了几门?
俞大维淡淡的说:是他们送的!
其实何应钦心里也明白,哪里是送的,就是俞大维将瑞典人给的回扣拿出来,多买了这几门。
俞大维这人非常正直,不愿意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还拿这种钱。
虽然这种回扣也是世界惯例,他却宁愿换成大炮,交给国军战士杀敌用!
随后陆续又交付了20多门,一共凑齐了48门。
国民政府将其编组为一个炮兵旅,下辖2个团。
不过最初的时候,却只有一个炮兵团,装备24门山炮。
相关的训练直接由德国军事顾问负责,因为这种山炮其实就是克虏伯公司的山炮,德国人对它也非常熟悉。
甚至中国军人也不叫他是瑞典山炮,而是德国山炮!没想到,训练刚刚开始,那边就打起来了。
1932年1月28日,日寇在上海制造事端后全线进攻,期间战斗极为惨烈。
国军少量空军被日本空军打的不敢起飞,海军更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根本没有敢于开赴上海,而国军陆军战士用轻武器和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作战,伤亡很大。
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除了下令将87师,88师和央教导总队编成第五军开赴上海作战以外。
还下令刚刚组建的山炮团立即赶到前线,由此可见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