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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三：天候、地理
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大唐中前期之所以繁荣，与当时适宜庄稼生长的天候有关。
而天宝年间，有清晰的记载：尤其是关中地区，多为雨涝。
这些肯定会对粮食的丰收有负面影响，毕竟传统农业一直就是靠天吃饭的。
但造成杜甫身在关中地区，还身任小官职的前提下，发生了饿死小儿事件的，肯定不止是天灾。
贪贿。这是大唐不能规避的问题。比如王鉷，于朝廷而言，这是个政绩颇丰的大功臣。但于官政、吏政，于军镇（如朔方地区征收赋税就很重，也造成诸族在此的不断叛乱）、于百姓而言，他是一个大恶人无疑。
目前看到的文献，以敦煌遗书的出土最为清晰。唐代的粮食亩产，大致在百斤上下。
也有说能够达到更多的，比如近两百斤。但要注意的是，田地在大唐也是多季节生产了。比如，种了小麦之后，可以种豆类。
多数文献证明，亩产小麦或粟，百斤左右是差不多的。这是百姓的基本口粮，风调雨顺自然好一些，但遇到天灾后，因为缴纳租税是固定的，百姓的生活困苦可知。
史书记载“盛唐时，达到斗米二文；开元时期，斗米五文”。
这里面要辨明的是：丰收地区的粮价与一般地区的，肯定不同；这个月与下个月的粮价，肯定不同。
所以，这至多是一个政绩的标杆，未必能够作为当时社会的持久衡量标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中，有这样的观点表达。
如果对大唐所谓盛世感到一好百好的话，可以看看《王梵志诗校注》，里面的描写活灵活现。
另外，比如官贵的强占资源问题。
因为稻麦要进行脱壳，水硙，就是很便利的工具。百姓使用，肯定是要交费的。
也因此，它成为利用天然河道或者开挖水渠后，由官贵豪强建立在水道中，随时转动着财富的“银行”。
史书记载，高力士在长安城外的河渠中，因为建立的水硙太多，而影响了田地的灌溉。
本部作品中，也有宋通和陈晖、段晏等人的对话，稍微阐述了当时的农业弊端。
诸如这些，才使得财富过于集中，百姓生活困顿。即便是盛唐时期的关中，也有农民大规模有组织的抗争事件。
地理：
本部作品，视角从长安这个繁华之地，转向了大唐当时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河西走廊。
再由此，北上至草原大漠。
长安可以描写的故事当然很多，但很难脱出官僚贵人们无病呻吟的生活状态。作者的这部作品，注意力并不在此，也就不进行过多叙述。
河西走廊，在唐代是重要的牧马地，高峰期达到七十万匹之多。
这里还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崔希逸的前任牛仙客，就是以这些非军功的政绩，荣耀地回长安升任了宰相，甚至封爵。
但这个狭长的地带，在当时的环境中并不宁静。它西连西域，北阻突厥，南御吐蕃，东连关中。
尤其是南面的吐蕃，给河西走廊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这也是作者把笔墨放在这里的原因。
至于这里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在本书中也有相应的描写。比如大斗拔谷、洪池岭、马城河、大碛、祁连山等地况，干旱少雨、融雪丰富的自然条件。